浙江温州市第七中学未满16岁的女生吴雯雯，因为被班主任禁止参加期末考试而投水自尽。吴雯雯的父母因此以“非法剥夺考试权”、“管理不当”等为由将学校和老师告上法庭。法庭上，当被告的代理律师做了学校和老师“不承担法律责任”的辩护发言后，“被告方来参加旁听的五六十? 新闻回放：女生未扎头发遭拒考跳湖自杀校方拒担责任未满16岁的女生吴雯雯，因被班主任禁止参加期末考试而投水自尽。雯雯的父母因此将学校和老师告上法庭。法庭上，当被告律师做了学校和老师不承担法律责任的辩护发言后，被告方来参加旁听的五六十位教师竟集体鼓掌。这一阵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，让人出离愤怒。身为教师，难道连一点悲天悯人的情怀都没有吗？那位班主任并不能说是完全无辜的：当吴雯雯去参加考试的时候，班主任以她的头发未扎好为由禁止她进入考场，待吴雯雯扎好头发返回时，班主任又说她超过了规定的时间。而这背后的原因是：她欠了班主任200元的补课费。我们不妨揣测那些老师们为什么会鼓掌：在他们看来，他们和学生之间的关系，不过是一种单纯的市场交易关系而已。

    他们提供了教育服务，学生及其家长则为购买这种教育服务付钱，而打官司，也不过是消费者和教育服务的提供者之间的一种市场纠纷而已。如果说交易时是“双赢”的话，那么打官司的时候，就是“零和”了。所以当那些老师们听到代理律师的精彩发言，意识到学校和老师可能会因此赢得这场官司时，他们就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了。至于死了一个学生，那不过是一个心理脆弱的“消费者”自己寻短见，又有什么必要放在心上呢？而在我看来，最大的教育腐败，就在于把教育服务完全看作是一种商品，哪怕这种商品的价格受到了国家严格的规范。因为只要把教育服务看作单纯的商品，就一定会出现冷漠教师。而这样的教师培养出的学生，会不会有爱心，会不会在关键的时刻为社会、为父母、为他人有所担当，我们也就不难想见了。我宁愿把“集体喝彩”看作一个极端的个案。但是，即使如此，也不能小看这样的“苗头”。因而，我仍然要说一声：以救救孩子的名义，救救那些老师！

　　所谓师范，就是学高为师，身正为范，教师必须是德智双馨者。像这些肆意侵犯学生权利，视他人生命如草芥，视公平正义如粪土，师德不健全的教师，怎么有可能培养出具有尊重生命，热爱自由、公平、正义的合格公民来呢？具有暴民基因的教师，只能培养出暴民来，这是比事件本身更可怕的事。[群体冷血比个体自杀更可怕]不知道这群披着“人类灵魂工程师”外衣的老师当时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心情，面对一条花季生命的逝去，不但没有丝毫的同情心、悲戚感，反而以掌声来表达心中的快意。学生死了，老师高兴了，如此强烈的反差，可以说让死者的家属比失去亲人更痛心、寒心和颤粟。正如新华网友郭松民所质疑的那样，就算是代理律师的发言很精彩，就算是学校和老师在吴雯雯之死的问题上的确没有任何责任，但无论如何，毕竟一个如春花一般美好的生命逝去了，毕竟死者痛不欲生的双亲就在旁边，身为教师，难道连一点悲天悯人的情怀都没有吗？人与其它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会思维、有理智。就是普通的动物，面对同类的死，也会发出痛苦的哀鸣，何况人类？

    而当一群教师其中还有市教育局的领导，却在学生之死问题上竟然能快乐起来，这样的冷血、麻木和无知，赤裸裸地说明了他们师德的沦丧，良知的泯灭，他们除了空有一副人的躯壳之外，一无所有。何况，学生的死本身便与班主任的有意刁难、学校管理松懈有着直接的关系。首先是学生未及时向班主任交齐所谓的200元补课费，班主任显得“很不高兴”。而正是这种利益上的“欠债”，导致了班主任以各种理由拒绝学生参加考试，酿成了这次本不该发生的悲剧。对这种法律和道义上的责任，老师们不但不感到内疚、羞耻和痛苦，反以耻为荣。如此缺失人性的人竟然长期混迹于教育队伍，简直是教育工作者的耻辱，是教育的悲哀。法国教育家卢梭在教育专著《爱弥儿》中说道：“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切厌恶感中，最强烈的是对死亡的厌恶”。那么，当这群教师在法庭上发出刺耳的掌声时，也就意味着他们对死亡已经没有了感知，其自身的灵魂正在走向死亡。而这种群体性“痉挛”，所带来的恶果远比一个学生自杀更令人害怕和恐怖。来源：东方网作者：陆志坚 [“集体击掌”是教育的悲哀]我们且不说学校和老师在女孩自尽一事中有无责任，也不说女孩之死是否属意外事故，即便学校和老师的确没有任何责任，肩负着教育天职的教师，对一个花季少女生命的消逝，难道连最起码的恻隐之心背悯之情也没有吗？更何况，女孩痛不欲生的亲属就在身旁！从爱的角度出发，对于教育而言，老师和家长本是统一的。著名女作家冰心在作品中写道：“爱在左，情在右，走在生命的两旁，随时撒种，随时开花，将这一截长途点缀得花香弥漫，使得穿花花叶的行人，踏着荆棘，不觉得痛苦，有泪可挥，不觉得悲凉。”冰心的话表达了爱对于生命和人生的倾听、关怀与交流。陶行知先生也曾说：“爱是一种伟大的力量，没有爱就没有教育。”是什么让这一爱的前提荡然无存，由“统一”变为“对立”呢？表面看来，是承担与不承担法律责任这一原告被告之争。就被告来说，迟到多少时间取消考试资格是学校教育的自主权，学生迟到就应当被拒绝参加考试，自杀事件与学校并无关联；对原告来说，老师“非法剥夺考试权”武断专横，因“管理不当”导致孩子自杀，应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。于是，爱之外，法律责任成了老师和家长“对立”的诱因和焦点。

    其实，所以双方因法律责任而“对立”，正是由于我们的教育过程并不是从爱的角度出发的。我们可以从一些现象透视教育过程中爱的苍白：班主任要求学生到其家补习数学，不是因为工作敬业，不是因为怕学生落下功课，而是要挣学生的补习费，所以当雯雯没有按时交纳时老师“显得很不高兴”——教育已被当作一种商品来出售，老师和学生成了交换关系；学生头发松散老师就可以不允许进教室，扎好头发但迟到了更可以随意取消你的考试资格——这种规定头发长短甚至服装款式之类的粗暴管理方式，并非温州第七中学的发明；“吴雯雯找到了吗？她今天没来考试，语文成绩是0分。我先提醒你”——孩子都失踪了，老师还念念不忘“语文成绩是0分”；老师及校方干涉女孩正常参加考试并不必然导致女孩自杀，孩子的自杀有其自身的心理因素，而这竟然是学校及家长教育的盲区——只注重分数而忽视了学生的生活及生存的教育，爱还从何谈起？代理律师的发言道出了学校和老师“不承担法律责任”的心声，老师怎能按捺住内心的兴奋！弗洛姆在《爱的艺术》一书中提出，爱的要素由关心、责任、尊重和认识组成。一般认为，爱至少包括理解、尊重、信任、关心、宽容、要求、奉献七个内容。也许，我们已经习惯了“你是我的好孩子，你要听话”、“你是我的好学生，你要听话”，而忘记了爱才是教育的基本原则和方法。正因为如此，才导致了由“统一”到“对立”的质变，才导致了法庭上那令人愤怒和悲哀的一幕。这样说来，一个悲剧的意义已经超过了悲剧本身，集体击掌不止是五六十名老师代表的悲哀，更是教育的悲哀。

来源:新京报(北京)